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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沙河:前面是終點站,下車無遺憾了
2015-11-18 11:18:00   來源:中國鄭州網   評論:0 點擊:

 來源: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:徐琳玲  編輯:鄭廷鑫  暗幽幽的光線里,流沙河坐在背靠陽臺窗戶的單人沙發里,慢悠悠地講著《詩經》,

 來源:南方人物周刊

  作者:徐琳玲

  編輯:鄭廷鑫

  暗幽幽的光線里,流沙河坐在背靠陽臺窗戶的單人沙發里,慢悠悠地講著《詩經》,語調平緩得如一條溪流。雨后微涼的9月,他一身收拾得齊整利落,襯衫扣子一絲不茍地扣到最上面一顆,看著清清爽爽、干干凈凈。

  因為眼疾,即使是在室內,他白天都只能背光而坐。

  掐指算來,84歲的流沙河已進入耄耋之年。坐著看,這是一個干瘦干瘦的老頭兒,頭腦卻敏捷、銳利得讓人趕不上趟。談話間,他在客廳和書房之間來回疾行:一會兒從書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《十三經注疏》,“嗖”地又一轉身,拿來一個放大鏡,“嗖”地又起身從書房端出紙筆,給記者拆解姓氏的由來。

  一講起《詩經·關雎》中“參差荇菜,左右采之”的詩句,他又起身而立,模仿起古代淑女搖擺腰肢的身段。“采野菜需要這樣么?荇菜又是做什么用的呢?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寫得清清楚楚,人不吃,是用來喂豬的。”

  “其實,這是周人用來祭祖先的,要讓家中年輕女子下水去采。我把日子都考證出來了,是每年夏至前后的3天。后來,就演變成青年男女集體相親的一個民俗活動了。

  “就像現在成都哪個公園里的‘相親角’么?” 我打趣道。

  “對頭!”老先生一口柔和的川話迅速接上,“所以孟子說:古今人情不遠。詩歌都是跳躍,不像散文。我就是用這些想象就把空白部分補齊。”

  在2013年出版的《詩經現場》一書中,他像一個老派的紳士偵探,拿著一個放大鏡,在故紙堆里查考小學、民俗、禮制,以至天文、地理、動植物學,為現代讀者還原出81篇“現場報道”。

  男女相愛的濃烈與糾纏,文人壯志未酬的失意,君王的憂患意識,在幽默詼諧的川味文字演繹下,讓人身臨其境地回到兩千多年前先秦之民的生活、勞動場景。

  “研究這些個東西,我腳得(四川話,覺得)很有趣,腳得很快樂。”回歸一個“職業讀書人”本色的流沙河安靜平和,一派盈盈快樂的自足心態。

  “什么事都入心,什么事都不鬧心,不存幻想。”和他相熟多年的媒體人何三畏感慨,“一個人應該像沙河先生這樣變老,人生才是值得的,也更有尊嚴。”

  “我是舊社會的最后一代人”

  兩天后的周日,流沙河在成都市圖書館有一場講座。這是他關于唐詩專題的第29講。現場PPT先打出兩首七律:李白的《登金陵鳳凰臺》和高適的《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》。

  兩個小時里,老爺子的風趣引得爆笑陣陣。“李白同志太驕傲,不會搞人際關系”、“他在鳳凰臺上看的哪里是風景,是等著皇帝對他的第二次寵幸。可惜啊,中央文件就是沒下來——反正,我這里沒看出李白的靈魂有多偉大。”至于后一首,那是老人家高適“給被貶官的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呢”。

  觀眾席上坐得滿滿當當,有拄拐的老人、拎著購物袋的中年婦人、白領模樣的時尚青年,還有攜孩子同來的中年家長。來得稍晚一些的,就只能擠在階梯上席地而坐。

  每個月,流沙河都會到成都市圖書館做一次傳統經典的講座,從《莊子》講到《詩經》,到漢魏六朝詩歌,再到唐詩,一講就是5年多,已成為成都市圖書館的一塊金字招牌。

  “我講的這些個,就是過去一個讀書人應該懂的、最起碼的文化常識和素養。”流沙河嘶啞著嗓音解釋,左手摸到沙發一旁的桌幾,上頭擱著兩包撕開一角的金嗓子喉寶。這是5年做講座留下的后遺癥,咽喉藥從此天天不離手。

  “我把這個當作我的義務,我的責任。”含著藥片潤了良久,流沙河慢慢地說,“因為我是舊社會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代人。比我年紀大的,活著不多了。”

  按一度風行的主流話語,流沙河的人生在18歲那一年被分為兩截。前半截屬于“舊社會”,后半截則頗為波折:50年代小露鋒芒的青年詩人,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,被毛澤東4次點名的欽定“大右派”;80年代的明星詩人、作家;今天的訓詁學者,傳統文化的推廣者和辯護人。

  他原名余勛坦,筆名“流沙河”出自《尚書·禹貢》之“東至于海,西至于流沙”。1931年生于成都,4歲時隨家人遷回距省城35華里的金堂縣槐樹街老家。4歲開始研習古文,在民國時代的公立學校里念完了小學、初中、高中至大學一年級。

  那是一個新舊文化彼此交匯、撞擊的年代。學堂的國文老師們認為白話文淺近直白,一看就懂,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。“我的小學老師規定所有的作文必須用文言文寫。中學時,國文老師把《古文觀止》里的許多文章都選進來。所以,我們在課堂里學的,比國民政府規定的《國文教科書》要多得多。”念高中時,他已經背下了《莊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中的不少篇章,以及曾國藩、桐城派的文章。

  這個瘦小、聰慧的男娃娃(四川話)還有額外的“加餐”。念初中時,每天下午一放學,他就背著書包和兩個同學到一個前清老秀才家里上課。老秀才本名黃捷三,家境貧寒,靠給十來歲的孩子講古文養家糊口。束脩也很微薄,他記得每年只收兩次,“一次端午,一次中秋。”

  黃老秀才上課不算有趣,但會背很多詩詞、古籍。給娃娃們講課時,他會把詩詞、古文里的每一個字、詞都解釋得清清楚楚,“就是按最正統、最老的說法。后來我才知道,他的許多說法和原意并不相符合。”

  “但是,最大的好處是我們跟著他讀,大概懂得了這么一點意思。當時我們十三四五歲,記憶力特別好,背了這么多古詩詞、經典,到現在想忘記都忘不掉。”流沙河認為,學古文的第一要義就是背誦,記住了會終生受益,“你會用一輩子來消化它、慢慢懂得它,形成一種文化性的人格。”

  在四川文化圈里,流沙河的博聞強記遠近聞名。他的“忘年交”、四川青年作家冉云飛一向自負于“讀書破萬卷”,但他把流沙河列入他這輩子見過記憶力最超群的三人之一。

  拿到我遞上的名片,流沙河湊近一看,隨即吟頌起“五陵貴公子,雙雙鳴玉珂”,這是唐代詩人儲光義歌頌洛陽的詩句。“你這個玲,就是馬脖子上鈴鐺發出來的聲音。”

  1947年春,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學高中部。和當時大多數熱愛文藝的青年一樣,興趣迅速轉向了新文學。巴金的小說、魯迅的雜文、曹禺的戲劇,還有艾青、田間、綠原的詩歌都讓他沉迷。他開始向報紙投稿,陸陸續續發表了十來篇短篇小說、詩、譯詩、雜文。

  一個嶄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來。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學農化系后,流沙河再也按捺不住熱情,就讀半年后就離校投身“創造歷史的洪流”。先在《川西農民報》任副刊編輯,后調到四川省文聯,任創作員,又任《四川群眾》編輯、《星星》詩刊編輯。

  此時的流沙河是一名積極、上進的青年文藝工作者,用詩歌、散文、先進人物事跡報道謳歌著社會的新面貌。

  他也切斷了和“反動家庭”的一切聯系。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縣級政府里一名負責征兵的科級公務員,1951年在土改運動中被槍決。這一段隱痛,被他封鎖在心靈深處長達數十年。冉云飛說,流沙河從不提及父親的死。

  莊生,儒生,一個新書生

  1956年,25歲的流沙河到北京參加完全國青年創作會議。在回成都的火車上,他有感于毛主席親自鼓吹的“百花齊放,百家爭鳴”文藝方針,寫下了一組以花草、樹木為主題的現代詠物詩,大意是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,還要堅持自己的個性和認定的真理。隨后,《草木篇》發在他提議并參與創辦的新中國第一份官辦詩刊——《星星》的創刊號上。

  這組今日讀來覺得有些幼稚、簡單的小詩,卻牽連出3個“反革命集團”,不少人因此受牽連。80年代,流沙河因工作每到各地,總會有人找上門來告訴他: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,就是因為你的《草木篇》。

  打成“右派”后,流沙河被開除公職、團籍。他先在四川省文聯掃廁所、拉糧食,后來又在機關農場種棉花。“文革”伊始,他被下放到老家金堂縣鋸木廠,拉鋸、釘包裝木箱整整做了6年。期間,他被抄家12次,隨時擔心被革命小將們抓回成都批斗。

  懲罰性的重體力勞動,常年的營養不良,精神上的擔驚受怕,在他身上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。80年代,獲平反的流沙河一度“官授”四川省作協副主席,但他從來不去開會。“整個80年代,他都表現得小心翼翼。”

  “沉入海底”的22年里,流沙河說,是先人們留下的舊書救了他一命,支撐他熬過漫漫長夜。

  在省文聯接受勞動監督時,他一度被分配到圖書資料室管報紙。在資料室的庫房里,他欣喜地發現一堆“破四舊”留下的舊書,里頭大部分是先秦典籍。他一頭扎進舊書堆里,每日忙完勞役后在里頭讀書度日。后來,他干脆把床鋪也挪到書庫里。

  在發黃的舊書堆里,這個被命運拋入谷底的年輕人找到一個與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“桃花源”。他不復覺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。在史家留下的書里,記載著各朝代的黑暗歲月、人的艱難處境,以及各種各樣的冤案錯案。流沙河說自己讀了歷史之后,就覺得個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,甚至開始感恩。

  給他帶來最多安慰的,是少年時囫圇吞下的《莊子》。這大抵是中國讀書人的一個命運傳統——當人生遭遇困頓、“兼濟天下”的入世理想破滅,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釋、道二家。

  三十多年后,流沙河把自己參透大半輩子人生的心得寫成《莊子現代版》。確切地說,這是一本流沙河版的《莊子》。在流暢、幽默的白話里,他借助這位生活在2300年前的宋國漆園傲吏的言說,對如何面對世間的苦難、人心的詭詐,以及如何在現實里獲得精神自由進行了一番自我解讀。

  作為那場浩劫中大名鼎鼎的“受難者”,流沙河從來不曾“圣化”自己的形象。他直白地告訴別人:如果1957年反右不被揪出來,他估計自己也會是“左派”隊伍里的一個打手。在被打入“谷底”的一年前,他也在使勁地批評胡風、俞平伯。

  “他自己曾開玩笑說,被打成右派,對他未必不是一個拯救,否則他身上的人性之惡會表現得更多出來。”冉云飛說,流沙河對自己、對人性都有深入的體察。

  平和、柔順、不爭,這是流沙河面對外部世界的姿態,他自稱是莊子2300年后的門徒。骨子里,他保留著一個讀書人的清明、孤傲。在何三畏眼中,“沙河老到晚年越活越明白,把世事看得很穿、很透。”

  在自己的三尺講臺上,流沙河時不時嘲弄著千百年來的中國士林階層,說文人們以怨婦心態抒發懷才不遇、等待皇帝“寵幸”的詩是格調卑微。他也嘲笑另一位自殺的詩人屈原,說他的《九歌》給后代士人開了一個壞頭。

  媒體人常被人視作見多識廣,何三畏到流沙河面前聊時事卻少有不忐忑的時刻——老爺子不光記憶力超群,而且涉獵甚廣,大小事凡過目過耳,細節一概記得清清楚楚。“他平日里不光看一般的報紙、雜志,還讀天文、地理、英文類的讀物,對未知領域有強烈的探求欲。”

  曾有老友說他是個幽默人物,“常以無趣態度置身喜劇場中。”人生的苦楚、命運的無常、令人驚恐的殘酷和荒謬,被他用知識的探求、文化的智趣、歷史的參照給一一消解、抵御掉了。活到84歲,流沙河說自己人生到站,已“視死如歸”。

  學者劉小楓在他80年代末的名作《拯救和逍遙》中,分析、比較了中西方詩人在遭遇人生困頓之后的兩種精神“出路”:中國詩人選擇逃循,在審美和德感尋找“充盈大和之樂”;而外國詩人發瘋、自殺,或者走向十字架的救贖。

  流沙河是前者。而成都城里最受他賞識的兩位晚輩詩人、在全國頗有知名度的青年知識分子都陸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。

  青年作家冉云飛和流沙河相交、相識近三十年。兩人有34歲的年齡差距,是真正的“忘年交”。在對文化的熱愛和追尋,以及政治社會理念上,他們都有許多共鳴與認同。

  “但是,我沒有辦法把文化當作一個信仰,我想我還是有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追求的。”正在經歷一次“靈魂震動”的冉云飛顯得有一點點激動,“從這個意義上說,流沙河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,而我們都不是。”

  對于流沙河,了解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四川文人曾伯炎的評價也許是最充分的——“流沙河是儒生加莊生加五四血脈鑄成的一個現代書生”。

  一生都在漢字里

  從四川省作協退休后,流沙河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,每日讀書、寫字和賣字。

  早晨7點半起床,給自己煮上一大鍋玉米粥,配上芝麻醬和蜂蜜。早餐過后,凝神靜養半小時,然后鉆進書房開始做研究。中午,夫人給他下點面條、配點小青菜當午餐,他繼續在書房中做研究,一直忙碌到下午4點才歇下來,運動、讀報、聽新聞。

  眼疾和體力,早已不允許他長時間做案頭工作。80歲之后,流沙河卻陸陸續續完成《白魚解字》、《文字偵探》、《詩經現場》、《正體字回家》等文化、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。

  “十年浪費于‘文革’,十年浪費于寫詩,十年浪費于作文。”這是流沙河晚年對自己文壇生涯做的一個近乎全盤否定的總結。

  1978年,他作為全國最后一批“右派”獲得平反。摘帽那天,離他因詩獲罪整整22年差6小時。一年后,他重回四川省文聯,也重回《星星》詩刊的編輯部。

  一切仿佛又回到1956年,此時已經47歲的流沙河又開始寫新詩,這一次,他兢兢業業地寫了10年。在70年代末到80年這一波詩歌高潮中,他和艾青、公劉、胡風、曾卓、綠原、杜運燮、王辛笛等一批詩人一道被稱為“歸來派”。

  詩歌始終是小眾的、精英的一種文學形式,即使是在滾燙的80年代。流沙河卻可算作是八九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明星詩人之一,這主要歸功于他的兩首現代詩——《蟋蟀》、《理想》被中學語文課本收錄。

  一位和四川詩歌界有著密切往來的“60后”詩人婉拒了對流沙河的詩歌作出評價的采訪。80年代時,他還是某重點大學中文系的學生,他回憶,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流沙河在1983年出版的詩評集《臺灣詩人十二家》。他認為,這是流沙河在80年代對中國詩歌文學界的主要貢獻,“因為之前大陸這邊從來沒有機會讀到臺灣的現代詩。”

  在川籍香港報人劉濟昆的建議下,流沙河當時在詩刊《星星》上開了個專欄,每個月評介一個臺灣詩人和他的詩。后來,他把這一系列集結出版《臺灣詩人十二家》,引起了轟動。余光中、鄭愁予、洛夫、痖弦這些臺灣詩人在詩歌創作上達到的藝術性、美感,給大陸詩歌界帶來一陣強烈的震撼。也因為流沙河的欣賞和推介,余光中在大陸有了廣泛的知名度。

  自1989年起,流沙河決意棄“詩”從“文”——他認為自己過于理性,感性不足,寫的詩“只有骨頭,沒有肉的”,是個失敗的詩人。私底下,他曾對一位友人直言,尤不喜歡自己某首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詩,“他說用了大量排比句,是呼口號似的應景之作。”這位友人回憶。

  像每一個慕名拜訪流沙河的年輕人,我一見面就提到中學時代背誦過他的那首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。

  “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”他淡淡一笑。他已不再希望被人記住“詩人”這個身份。近二十年來,他把大部分精力傾注于古文字研究,埋首于甲骨文、金文和篆文之中,津津有味地探究著每個漢字背后屬于“自己的故事”。和寫詩相比,他認為這才是自己做過的一點真正有意義的小事。

  因詩賈禍,也因詩揚名,流沙河一生的命運、聲名都和詩歌有關。

  冉云飛對流沙河的詩歌評價并不高,“雖然在那一代詩人里,他算是宣傳腔比較少的。”“他真正有價值的,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、文字研究的著作,包括《莊子現代版》、他寫的隨筆,以及這十來年的《白魚解字》、《文字偵探》、《流沙河認字》。”

  “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。”冉云飛用錢鍾書的一句名言來形容流沙河的成就和個人名望之間的“錯位”:“一個人的名聲經常是誤解加上訛傳的總和。”

  4月,流沙河推出他在文字學研究上的最后一本著作——《正體字回家》。和他前3本一樣,新書以正體字的形式呈現,并且是他用自來水筆完成的楷書手稿影印版。

  所謂“正體字”,是指1950年代推行漢字簡化運動前的規范漢字。其實,從前的字不叫“繁體字”,而叫“正體字”。

  在新書里,流沙河的全部論說可用一句話概括:“現在的簡體字如何沒有道理,過去的繁體字如何有道理。”他主張讓正體字回到當下的中國,“無論中間斷了多少年,都要恢復。”

  他熱愛著這些有著3500年的生命史,承載著莊子、詩經、楚辭、唐詩的方塊字。它們滋養過他的身心,在他坎坷的人生中,給他帶來了連綿不斷的情感與知性的慰藉。他一生的悲喜、榮辱都和它們息息相關。

  流沙河與古文字研究的緣分,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學時代。抗日戰爭末期,一位成都來的劉姓國文先生自作主張,用清代王筠著的《字學蒙求》,給他們上起了古文字學。十來歲的少年由此萌發了興趣:原來漢字的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樣神奇。

  當右派被監督勞動時,他開始閱讀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,從此發現了一個趣味盎然的世界,“像毒癮一樣,每認識一個字就快活得不得了。”也有好心人勸他:流沙河,你還鉆什么甲骨文,連漢字馬上都要廢除了,改用拼音!你還是個右派,不要花精力到這里面去了。

  一場轟轟烈烈的漢字“拼音化”運動已不了了之。現在,流沙河說自己只爭朝夕,要為正體字留存的“合法性”辯護。

  “只要是和傳統文化、文字傳播、推廣有關的講座、活動,他很少會拒絕。” 何三畏有些擔憂地說,老人家的身體不好,素性也不愛外出,“這么一大把年紀還到處跑。”

  清軍入關時,大儒顧炎武提出了“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”的概念。冉云飛認為,在流沙河眼中,這個“天下”就是文化,“文化在,天下就在。從這個角度講,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寄托,就是他的信仰和使命了。”

  這位曾被“五四”精神洗禮過的“老青年”批評錢玄同、劉半農、胡適、魯迅、吳稚暉、瞿秋白這一批“五四”時期主張廢除漢字的激進知識分子們,“他們把中國落后的原因歸罪于漢字。最近幾十年的歷史證明:漢字是非常先進的。國家終歸落后有它的原因,但是,與文字無關。”

  “世界上那么多民族,那么多文字,惟一留下來的象形文字就是我們的漢字,沒有了,全世界都沒有了,連日文都半拼音化了。人類的文字最初都是從圖畫過來的。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別象形,轉向拼音,唯有我們這個民族一直在堅持著呢?”他說,“所以,漢字完全應該得到尊重。”

  至于他自己,他在《白魚解字》序言里的一段話恐怕是最好的注解——“白魚又名蠹魚,蛀書蟲也。勞我一生,博得書蟲之名。前面是終點站,下車無遺憾了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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